自父亲去世后，每年的清明给他上坟是雷打不动的。他的一生是极平凡的一生，给我记忆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。
按理说儿子对父亲的记忆童年应更深，但我们父子不同。童年见他的次数是有限的，从现在的眼光看也算留守儿童，那是夫妻两地分居不算事的年代，无爹管教的孩子根本算不得啥。他生于1931年，童年未受过教育。据说在18岁那年，也即1949年8月在野外放牧羊群的时候被动入伍，此事一直未经他本人证实，但村里人都是这么说的。1949年8月是确定的，因他退休的待遇是按离休对待，这日期十分关键，用我老婆的话说：是离休老干部(请注意她说话的口气!)。比较喜剧的是，他的参加革命完全是被动的，邻村一齐被征入伍的还有几位战友，有几位机灵的在部队行进中逃跑返乡。多年后这些战友偶尔碰面看到父亲(老杨)的干部模样不禁唏嘘感叹。他们中间老杨算是最为老实，尽管在部队只做到了排长，转业后做到公社公安特派员，但毕竟进入了中共的干部序列，差别是显著的。
从上面的叙说您不难了解到，我的家庭的基本结构是：父亲在外吃皇粮、母亲在家务农，这与现在的外出打工类似。童年中逢年过节父亲回家当然是件大事，主要有三件事：一是他有一辆自行车，是我们孩子最喜欢的玩具，在小小年纪即能从三角架中衩着骑。二是他有一支手枪，不装子弹我们可以随便玩，雷人的是过年的时候他可以给我们朝天放几枪，那可是真家伙，男孩子们欢呼雀跃，我自己也特别牛逼。三是总会带些糖果一类的零食，这对那时农村孩子的吸引力现在的孩子已无法想象。
现在想来，在他65岁以后我感觉到了他的老态，那时我35岁。大约从这时开始他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。首先他移动了他父母的坟地，因原来的坟地太窄，已经没有他与我母亲的位置。说起来我老家的习惯也有意思，在哪块地里做自家的坟地当然大有讲究，生产队的时候事情似乎还好解决，改革后土地的使用权大变，但在我的家乡坟地还的建在原来祖上的土地里，新分配的土地使用者也意见不大，倒是把坟地建在自家现使用的土地上原来的土地拥有者是不允许的。这件事情前前后后大概用了他几年的时间，以他们儿子及我们孙子的名义立了墓碑，出的是大理石的价钱，多年后我发现是一块人造大理石。
然后或者同时为自己做寿材，木料是我的表姐从当地有树林的村里直接买的树，拉倒后在木工房解成板材运回，绝对货真价实。请了村里信任的木匠按他的要求割成，共三具：他自己的、我母亲的、还有他弟弟的。那时他的弟弟也即我的叔叔应刚刚40岁，但他是一光棍，这是父亲晚年最大的牵挂。他甚至想到了把放棺材的条櫈都做好放在我们知道的位置，他说这东西是不能向人借的。大概考虑到我多年在外读书、工作的缘故，对我处理这类事情的能力可疑，在他去世前一年甚至把生火用的焦炭都运回他的祖屋。
还有他的妆老衣，也是早早的做了准备，外套是一身中山装。他不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成套寿衣。
他有多年的高血压、糖尿病，我做为医生很关注这些慢性病的治疗，担心他的心脑血管出问题。但他最终却是死于骨髓纤维化—-造血功能丧失。
进入73岁这一年，他因贫血、发烧反复住院，按照中国人的老话这一年是个坎，他认为熬过这一年就会好起来，但他真没有熬过这一年。他的后事由于他的准备而让我们从容不迫，在他长大的那道沟里也算风风光光，这应是他想要的。
前面说过，他从小没有受过教育。参军后接受了识字、扫盲，阅读报纸不困难，但表达性的书写比较吃力。应该说他没有多少文化，让我惊异的是他对于死亡这件事的从容不迫，从始至终未见一丝慌乱，至少我未看到他的慌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