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口平坟运动彻底失败了，这不是什么新闻。媒体最新的调查报道，不过是形成一份总结性的文字档案而已。平坟运动的高潮在2012年，但是2013年的清明节后，我回到在周口的老家，发现我们被平掉的坟，已经重新圆起来了。那鼓起来的新土，透露出一种荒诞。
我问父亲：平坟是谁带的头？
他略显尴尬。我很快就明白了，作为党员和退休教师的父亲，带头平掉了祖父祖母的坟头。他说：你们都在外工作，怕影响不好呀。他又带点自我安慰地解释：大年三十，我就重新把坟圆起来啦。
村里的邻居对父亲带头平坟的行为，有一点嘲笑，但是他们还是表示理解。有的人把坟平了，也有人没当回事。事实上，父亲算是公认的孝子，我记得祖父去世时，他至少有一百天没刮胡子。因此，他带头平坟的苦衷，大家都懂。大年三十上坟的时候，大家喊上父亲：走，把坟圆起来了吧，不会有事的。于是，在这个春节，每一个活着的人，都成功地为死去的长辈送去了祝福，分毫不差。
这就是农民的反抗。这种反抗非常无力，如果政府强制推行平坟，那就平好了；这种反抗又非常坚强，政府不注意的时候，坟就圆起来了。新翻起来的泥土，寸草未生，但是那下面是自己的先人呢，这个念头是平不掉的。鼓吹平坟的当地媒体把坟头和保护耕地的宏大叙事联系起来，想为这种鲁莽的行为赋予合法性，但是，事实是，周口的坟有一种自然的淘汰。能保存三代以上的坟，算不错了。我小时候常随大人去上坟，问我爷爷的爷爷的坟在哪里，没有人能回答。人们就是这般世故，追思先人，能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，已经为数很少。那些久远的坟头，没有人添土，慢慢就消失在时空中。
这是传统的解决死亡问题的办法，在我看来，也是最完美的。既表达了对先人的追思，又不过多浪费感情，更谈不上浪费土地了，没有谁比农民更热爱土地了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坟，是那种土包子，而不是水泥和花岗岩之类的做的墓碑。我小的时候，四爷爷在外地做官，在当地，似乎达到了光宗耀祖的级别，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，要不要给我的曾祖父立一块碑。当时的方案是，立一个石碑，再配一个小院子，形成一个墓园。这是很有面子的事，但是最终却没有付诸行动，因为我们的坟地，由于农村政策的几经变迁，土地已经是别人的了。埋一个坟头，人家理解并支持，因为谁家都要死人，但是立碑，就超过大家心中的契约了。
更重要的是，那个墓园到底多大规模合适？谁有资格葬在这个墓园里？这是一个有关秩序的问题。立碑是想让思念永久化，也是想让权力永久化，但是在中国，很少有人做到这一点，甚至会有更大的风险，李鸿章这样的大人物，死后不过几十年，碑被铲平，甚至被鞭尸。一般的百姓，懂得这个分寸，谁也不敢奢望永远被人记住。那种土制的坟头，就是有节制的思念的象征。最好地表达了这一点的，还是鲁迅，他在《坟》的题记中说：“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，神魂是无法追蹑的，但总不能那么决绝，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，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，一面是埋藏，一面也是留恋。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，那是不想管，也无从管了。”这当然是在写他的心境，但是却也很好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的对待死亡的方式。
在通向现代的道路上，没什么能够幸免，死亡也不例外。我中学毕业后就到外地读书、谋生，偶尔回到老家，如果是在春节，上坟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是让我尴尬和惭愧的是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分不清楚那几个坟的次序了。曾祖父、祖父、二爷爷……我无法牢记他们躺下的方位。父母笑话我是迷失的一代，在他们看来，弄不清楚祖坟在哪里，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。但是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例，进城务工的一代，很少回家，他们心中没有远方和田野的位置，祖坟也会慢慢模糊。
中国的城市化，当然也包括坟地的城市化。和居民小区一样，公墓是逝者的社区。我曾陪太太去公墓上坟，那密密麻麻的墓碑让我吃惊，我又想起了自己搞不清楚坟头的尴尬。但是我明显多虑了，公墓的管理非常现代和清晰，你只要记住那个坐标，就像住宅的门牌号一样，你就会找到已故的亲人。在信息化时代，所有的存在都会被简化为一个数据，都会被标准化，连思念和追忆的方式，都可以用上坟流程来规范。
这种现代化进程，不可避免地把墓地视为一种资源，一种产业，墓园也成为GDP的一部分。墓园是死人的居所，但却是活着的人们的房地产的延伸。从任何角度看，天价墓园都是炒作的产物，是垄断的产物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穷人死无葬身之地，这是天大的荒谬。每年的清明节，媒体都要探讨一下墓地的使用年限，既然活人的房子产权不过70年，那死人的房子，又怎能不规定一个期限？相关部门善解人意，出来解释说：墓地20年的期限，并不是说到期就挖坟，而是可以续租的，不用担心——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这恰好暴露了本质，只要不断出钱，你对亲人的思念将可以抵达永远。
强制平坟和对墓园的垄断性开发，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。周口强制平坟的同时，政府宣称会提供公共墓地，那些圈起来的公墓，动不动达到几十亩，这种对耕地的破坏，可能要超过两千年土坟的总和。这些“公益性”的墓地，早晚有一天会成为收费项目，因为这是一种垄断，而不是自由选择。平坟失败，很多公墓成为烂尾工程，农民又在里面种上了小麦，这只能说明，这种开发太过超前了——或许，这是一种过于激进的城市化，在以农业为主的河南周口，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。
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开发的，包括死亡。这是时代精神的写照。有媒体报道，部分上海人到郊区买小房子，用来存放已故亲人的骨灰，这是对天价墓园无声的抗议，也是对新的死亡观的屈服。活人的房产与逝者的“房产”，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了。但是这条新闻下面大量网友愤怒的评论，以及这两年人们对天价墓园的不满，都表明，生活在都市的人们，对死亡表现出了某种新的不适。在自然的坟头与收费的墓地之间，有一种断裂，就像乡村与城市之间的那条断裂带一样。
